说说你我的故事

前  言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在海外打工的华人。由此对他们的生存和工作状况有一些了解。

可以说，当初很多人是带着美好的憧憬来到英国，以为英国遍地是黄金。但是出国后，却发现事实而非如此，于是就开始后悔了，但是花了那么多钱出来，哪里还有回头路可走？

客观而言，由于汇率的原因，在英国赚钱还是比国内要容易一些，这可以从福建农村的别墅群看得出来，那些漂亮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海外打工者寄钱回去盖的。

可是同时，他们也失去得很多，比如地位与尊严，而且还要承受那数不尽孤单与寂寞以及对乡情遥不可及的思念。尤其在今年，英国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打击力度以及提高了移民的门槛，他们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

当然，成功的例子还是存在的，一些人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不但拿到了身份，而且还有自己的事业和满意的生活。

本文真实记录下了他们在英国奋斗的足迹以及生活中酸甜苦辣，以此探讨一些问题： 出国到底值不值？如何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阿玲的故事

初见阿玲，我很高兴地知道这位苗条清秀，率真大方的小姑娘来自我的家乡—广西。可是她一脸的憔悴，憔悴得让我心疼。

“我两个月前刚刚和男朋友分了手，我们在一起四年了，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以为这辈子都分不开了，没想到……”果不出所料，刚坐下来，阿玲就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 我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包工头，我从小就生活得无忧无虑的，从来就没有尝过没钱的滋味。在国内读完大一后，我就很顺利地来到英国继续学业。在伦敦学语言期间，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他高大帅气，聪明好学，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型。没多久，就同居到一块了。他的家境一般，所以我们在一起所有的开销基本是我承担。好在我家有钱，可以不断地找借口要父母寄钱。我不属于那种爱学习的人，同居之后，我就索性不上学了。但是无所事事也比较无聊，于是我就学做各种各样的饭菜和收拾家务，让他一回家就可吃上可口的饭菜和有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

第二年，我的两个妹妹到澳大利亚留学，家里的负担加重。我不太好意思再问家里要钱了。而他考取了大学本科，学费惊人的昂贵，他家只能够支付一部分，而他打兼职工作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怎么办？我想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出去找一份工作补贴补贴家用。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我只能在一家自助餐馆找了一份哑巴楼面的工作，主要职责是上菜（自助餐桌）和清洁台面，把客人吃完的空碟子端到到厨房去洗。早上10点上班，晚上12点收工，中间休1个点小时。每天都忙个不停。

我在国内从来都没干过重活，两天下来，我头昏眼花胸口疼，站都差点不稳了。但是为了钱，我必须坚持下去。

这一干，就是三年！！日子是苦些，但是充满了希望和爱，我还是感到很开心的。

参加他毕业典礼的那天，我真的很激动，好象是我拿到证书一样。

凭着才智和出色的外表，他很快在一家中医药公司找到了工作。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我将自助餐楼面的工作改为了兼职，那样我就会有多一些空闲时间来照顾他。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呆在家里做做家务，煮煮饭，等他回家，就象新婚夫妇一样—甜蜜而平实，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差距正在加大，而他正对我一天一天感到厌倦。

直到有一天，他回家得很晚，然后很平静地对我说要分手了。我半天没反应过来，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他继续坦白他已经爱上了他的经理--一个精明能干成熟优雅的女人。他还责怪我太笨，除了做家务，啥都不会，对他的事业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怎么可以如此无视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四年了，为了他，我甚至还耽搁了学业。

你不会知道我一刻的绝望，死的念头都有了。第二天，他收拾了一下他的东西就搬走了，连一句保重的话都没说。我现在终于见识了什么叫男人的绝情。

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随后的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内政部拒绝我续签的来信，因为我没有提供上一年的出勤率和考试成绩。他们怀疑我的求学目的。我目前正在找律师帮忙上诉。

真的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想回国，但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能够回去吗？学历没拿到，钱也花去了，身份有可能没了，如何向父母交待。我想还是呆在这里赚一笔钱以后再说。”

“我只想离开伦敦这个伤心之地，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份外地的工作？离伦敦越远越好”。阿玲请求我。

正好我有一个在苏格兰开外卖店的朋友需要一个看台，我就介绍她去了。

陆陆续续听到一些有关阿玲的消息，知道她目前的工作很忙碌很辛苦，老板比较严格和挑剔，尤其对英语的发音和语调的要求非常高。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被批评。可是她从未放弃过努力与提高。

上个星期，我接到了她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要回国了。我很关心地问她：“是不是上诉失败了，内政部要遣送你回国？”

“不要说得我总是那么倒霉好不好？ 我要结婚了！男朋友是我们店的大厨。我们准备回去见见双方的父母。说来还得谢谢你！如果你不介绍我来这里工作，我也没有机会认识他。”

“恭喜恭喜！！妹妹你终于嫁出去了！无论如何都很替你高兴。他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说实在的，萍姐，我当初也是没有接受他的，他和我前男友差得很远了，既没钱还不帅，干的还是粗活。但是他对我很好，很疼爱我，能够给我一个家。对我而言，也就足够了。”

妹妹真的长大了，再也不是那个单纯浪漫的小姑娘了。

是的，其实对一个女人而言，有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和一个疼她，爱她的老公，不就是上天对她的最大恩赐吗？                                                                                                                          

作者：阿萍                             写于二00八年八月十日

前几天看了上海网友“老上海人”转发的“标题:辽宁省对上海“独占”“旗袍”有
不同意见” 明白了。。。
我很赞成有的网友说的:既然说“海派旗袍和满人旗袍的是两回事。”那叫旗袍干吗
?为什么不换个名字? 你申请“申装、沪袍”都可以吗！
我突然想起:韩国人说：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发展于韩国，是韩国人和中国人共有的。
有可能还是韩国的。中国只是一部分。。。同理，还有韩国针灸标准。。。。

附:"海派旗袍"落选国家级遗产 上海将继续申请
2008年6月27日 12:55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朱光 选稿:解敏

　　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高春明昨天透露，极具上海服装技艺特色的“海派旗袍”
没有进入新近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服装史专家，他对此
颇感遗憾，觉得“海派旗袍”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不过，上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表示，明年将继续努力，争取把已经成为市级“非遗”的“海派旗袍”
申请进“国家级”。

　　“海派旗袍”呼声高

　　由高春明所在的艺术研究所牵头，携手旗袍老牌子“龙凤”和“旗袍皇后”李
霞芳组成的团队，是此次“海派旗袍”申请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主力。
早先，“海派旗袍”已经跻身“市级”。随着《花样年华》等展现老上海风情的电
影的全球发行，以及皮尔·卡丹等西方服装设计师对“海派旗袍”的褒奖，它已经
成为最能展现中国女性美的现代服装代表。

　　高春明定义的“海派旗袍”，特指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申城裁缝以中
西合璧的手法，进行“立体裁剪”的“旗袍”，并非满族旗人的“旗人之袍”。不
过，即便呼声很高、国际影响力很大，但是“海派旗袍”还是落选“国家级”遗产。
 

　　落选原因有多重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相关人士透露，“落选”的原因并非一两句话
能说清。其一，此次全国各地申报的“服装技艺”类的项目太多，一概没有入选。
同样落选的，还包括中山装。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备“格式”是“项目”
加“传承人”，也就是说在申报项目的同时，还要列明该项目的传承人。因为评选
该名录的最终目的，是立项后找到传承人去保护、传承，所以“项目”与“传承人”
是“配套”的。在“海派旗袍”申报的时候，传承人的脉络不够清晰。一般情况下，
要求写清楚“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有的“海派旗袍”是由
上海三大旗袍老品牌“撑”起来的，它们分别是“朋街”、“鸿翔”和“龙凤”。
历史最悠久的“朋街”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早先就关门了。“鸿翔”和“龙
凤”得到“真传”的裁缝师傅，则很难找了。

　　其三，辽宁省对上海“独占”“旗袍”有不同意见。辽宁省的非遗部门表示，
旗袍是“旗人之袍”，属于满族这支少数民族的服装技艺。即便上海在“旗袍”前
加上“海派”二字，那也是形容词。

　　“旗袍”与“海派旗袍”的关系，正如“的笃板”与“越剧”。发端于浙江绍
兴的“的笃板”，在上海发祥为“越剧”。“旗人之袍”发端于辽宁，“海派旗袍”
发祥于上海。因此，浙江省与上海“共享”了“越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要让辽宁省与上海“共享”旗袍目前还不可能。上海“非遗中心”透露，辽
宁省在反对上海申报“海派旗袍”的同时，自己并不申报“旗袍”这一项目，因此
也不可能实现“共享”。

　　毫无疑问，“海派旗袍”是上海服装技艺中的财富。上海“非遗中心”表示，
还是会继续力争明年继续申请进入“国家级”名录。

从长远讲，我一直在想，那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华人，尤其是第二代，为什么不参
政，为华人说话。华人有一个缺点，只关心民生，不问政治，长此以往，华人在海
外要吃亏的。过去，华人穷，中国穷，人家不重视你；现在不是那样了，人家看着
你，就等着搞你，你还不参政，不在政治上寻找话语权，人家就会用权力欺负你，
排斥你。是海外华人参政的时候了。

　　地震造成近万个家庭重组，他们在震后的很短时间内就相互重组。当初重组有各种的原因，出于生活困难，情感孤独。

　　但这些重组家庭和通常意义上因离异而重组的家庭情况迥然不同。他们各自对自己的另一半还存有很强的感情。是一场灾难，折断了夫妻情感。而且，即使时间再长，原先的这种夫妻情，依旧会很强烈。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中就无形多了这样的情感隔阂。财产、子女、双方各自的情感都会在这情感隔阂中发生异变。

　　□本报记者 闾宏 唐山报道

2006年4月3日，一对恋人依偎在唐山抗震纪念碑下。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老强和张志平的结婚照是拼合成的，相框中的他穿着秋装，她身上则是夏天的衣服。

2006年7月，一对年轻人在南湖公园拍结婚照。　

2006年4月5日，清东陵万佛堂公墓。一位老人对着亲人的灵位牌痛哭。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铁流

　　强胜冠和张志平有一张夫妻合影，黑白的。金边相框里，30岁的他穿了厚厚的秋装，25岁的她，身上还是夏天的衣服。

　　这是一张因地震而产生的合影。地震之后，各自失去伴侣的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用过去的老照片，拼合出一张合影。

　　25年的婚姻过去，如果仔细看，这张照片还是能发现拼合的痕迹。

　　“这是道每个重组家庭都会有的痕迹。”张美久是这个家庭的撮合人，他知道，虽然两人重组后的生活还算美满，但那场地震留下的情感折痕是不会消失的。

　　地震后，唐山近万个家庭解体。他们或出于生活困难，或因为情感孤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彼此重组。

　　重组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他们各自都藏有着原先的那份夫妻情感。”张美久说。而这份情感也在新家庭中造成了一些难言的隔阂。

　　7月28日那天，很多重组的家庭会分头为各自的亲人烧纸。“如果男的出门往东，女的就往西。”

　　张美久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家庭。财产、子女，以及双方各自的感情，在这层隔阂中产生出微妙的意味。

　　相隔50米

　　强胜冠被介绍给张志平时，她会啊呀地叫起来，“我以前见过这人。”

　　地震那天，强胜冠、张志平纷纷往家赶，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在相距仅50米的废墟上刨挖着各自的亲人。

　　1976年的唐山地震，他们所住的小山是震中，那儿所有的平房都倒了。张志平因大儿子患疟疾，陪他在医院过夜。

　　强胜冠在单位值班，也不在家。

　　张志平的丈夫被挖出时就已死了。强胜冠的妻子从废墟中出来后，还说挺好的，只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一星期后，她也死了。医生检查说是气胸，肺被压穿孔了。

　　两人几乎同时失去了伴侣。此前的10年里，他们从单身到成家，各自的幸福生活只相隔了50米。

　　如今，强胜冠74岁，张志平65岁。回顾他们50年的人生，会发现有一根命运的线，暗中牵扯着他们。就像张美久最初把强胜冠介绍给张志平时，她会啊呀地叫起来，“我以前见过这人。在西山口的街上推着车。”

　　实际上，他们在1956年已在唐山相遇。那一年的春节，15岁的张志平在唐山火车站，打着腰鼓，欢迎那些抗美援朝的战士回家返乡。“那时没想到他也在那儿。”

　　强胜冠确实在那天到了唐山。他是无锡人，由于老家已无亲人，部队解散后，强胜冠到了唐山的文化宫工作。

　　每天，强胜冠总是会忙到很晚，然后才回文化宫的集体宿舍。宿舍大院墙外50米处，是一片居住区。张志平住在那儿。

　　扎着两个小短辫的张志平每天帮母亲去公有水栓打水。

　　打水时，她见到了文化宫很多人。“我记得他们所有人的脸和门牌号码，但从没说过话。”

　　在这堵墙的左右两边，他们各自生活了10年。1967年，强胜冠和唐山食品厂一名做糕点的女工结了婚。他们搬到了地震时的重灾区———小山。

　　“那儿就像北京的天桥，人口稠密。”在强胜冠搬去之前，张志平已经结婚。他们也住在了小山。所谓小山，是因为那儿的地形有一长长的坡度。张志平住在坡上，强胜冠在坡下。

　　地震之后，失去妻子的强胜冠本想回老家无锡。“如果当时我回去了，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犹豫再三后，强胜冠还是留在了唐山。他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岳母家。张志平带着孩子回到了母亲家。两人的距离第一次超过50米。

　　纷乱的重组

　　在匆忙的结合之中，呈现出很多新型的伦理关系，比如丈夫和亡妻的妹妹结合，或是妻子和亡夫的哥哥联姻。

　　在这片搭满简易棚的废墟上，一下子有了7000多个妻子要另寻丈夫，8000多个丈夫需要妻子。这场地震，共造成唐山约1.5万个核心家庭解体。

　　学者徐金奎做了一个调查，1978年到1982年是这些家庭重组的高峰。在匆忙的结合之中，呈现出很多新型的伦理关系，比如丈夫和亡妻的妹妹结合，或是妻子和亡夫的哥哥联姻。

　　“在唐山很多震后家庭重组都有这种情况。”唐山作家关仁山曾采访了很多重组的家庭，发现许多是在家庭内部进行重组的。

　　强胜冠本来也有可能和他的小姨子重组家庭。“那时，他和小姨子关系可好了。”时隔30年，65岁的张志平扫丈夫一眼，笑着插话。

　　为了强胜冠和他小姨子的事，单位领导还偷偷地上门找强胜冠的岳母撮合。“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强胜冠说，那天老太太听了之后，一言不发。来说亲的尴尬地坐了会儿，只好走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差距太大吧。”老强比他小姨子大15岁，他现在想想或许是这个原因。

　　震后，张志平一直没找对象，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不愿意。她安静地在玻璃厂上班，有很多同事要帮她介绍。还有单位的一些领导和同事在不同的时间里，向她表达结合的意愿。她都拒绝了，“也有丈夫那边的亲戚。”

　　介绍人开始担心

　　地震后重组的家庭，和离异之后再婚有着很大不同，因为此前的情感是被硬生生割断的。

　　张美久承认，为两人做媒时他没有丝毫心理负担，直到他们要结婚，他开始担心了。

　　地震之后，张美久认识了张志平的母亲。地震后，家家户户都在各自的废墟上搭起了简易房。这被唐山人称为“瓜棚”：四根棍支在地上，用布四面一绷，上面搭些席子，里面就住人了。

　　张志平带着两个儿子住在母亲家。同在一屋的还有她弟弟和弟媳。时间长了，就会生出许多矛盾。“要看脸色生活，经常会受些闲气。”

　　张美久知道情况后，想到了强胜冠。

　　曾经一直相隔50米的这两个人，终于在1981年的某天下午见面了。一切都进展得顺风顺水。半年后，1981年的8月19日，他们两人结婚，并搬入了新家。

　　张美久心里开始忐忑了。

　　他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些关键问题———强胜冠和他亡妻家人的情感关系。震后，强胜冠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岳母家，一直把她们家人当亲人。“我也知道，老强和他小姨的关系比较好。”

　　结婚那天是张美久最紧张的时候。酒席上，张美久夫妇就紧紧挨着强的小姨坐，留意她所有的眼神和举动。

　　婚宴是平静地结束了。但这并没有让张美久放下心来。

　　他听说文化宫一名老干部王受业（化名）的重组生活很糟糕。

　　老王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妻子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最初，孩子不认他。他在家看电视的权利都没有。”

　　张美久这才意识到，地震后重组的家庭，和离异之后再婚有着很大不同，因为此前的情感是被硬生生割断的，新的情感走进这样的家庭中，会面临巨大的排斥。他开始为强胜冠担心了。

　　匆忙的震后家庭重组，很快面临解体高峰。学者的调查表明，到1986年底，震后重组家庭共有8600余户。有30.7％的人是在半年内组建家庭的，其中有2300户又解体了。

　　因为他带着的是女儿

　　“当时她们都说，男方带的是男孩就别嫁。”男孩可能一直会和父母住，容易影响家庭关系。

　　张志平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坦言，自己考虑嫁给老强有那么一部分原因是，“他带的是两个女儿。”

　　“当时她们都说，男方带的是男孩就别嫁。”很多朋友告诉张志平，男孩可能一直会和父母住，长时间相处必然有矛盾，影响家庭关系。

　　但张志平后来发现，重组家庭一道最大的屏障是，孩子对原有家庭的感情很强烈，有时甚至会控制不住。这道屏障，是不分男孩女孩的。

　　丁小鹏是张志平的大儿子。地震时，他8岁。他说，甚至到现在他都觉得父亲还活着。

　　“他被埋时，我们没见到。所以没感觉到父亲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丁小鹏常会想起自己幼年与父亲坐火车去北京的情形。

　　有段时候，脑中会莫名响起火车的哒哒声，他就会哭。

　　对于妻子的两个儿子，强胜冠始终有一种作为继父的距离感，“不亲不疏”。一般的事情都让张志平出面解决，他不发表意见。“除非是紧要关头了，我作为家庭成员才说话。”

　　强向红是老强的大女儿。

　　老强和张志平结婚后，强向红问父亲要走了母亲所有的照片，自己保管了起来。

　　老强的一个朋友说，强向红最初对新家是有排斥的。对这个问题，强向红不愿意回答。

　　结婚后，老强依然把两个女儿留在了她们姥姥家，每个月，他会给孩子送些钱。老强说这样有些亏待孩子，他的心思是，少些接触就少些家庭矛盾。

　　财产并发症

　　老强给女儿们钱时，他会让张志平给，“这也好加强彼此的感情。”

　　从老强结婚起，张美久为他的担心就没有停止过。因为王受业总是到他那儿去，来告诉他重组生活的痛苦。

　　比不让他看电视更严重的是，王受业妻子不让他的女儿、儿子进家门。“因为那房子是她的，生怕王受业的子女来夺房产。”

　　张美久在小区聊天时，发现小区里有不少震后重组的家庭，深陷在复杂的财产难题中。

　　张美久觉得老强真不容易，要经历子女关、双方情感关，还有财产关。而所有的矛盾又都是互相纠缠着，“最后激化总是在财产上。”

　　老强和张志平在财产上竭力保持着比较宽松的关系。刚结婚时，两人的钱都是交由张志平来管理。但张志平是个不善于理财的人，好买个吃的，给孩子买些穿的。不到月底，钱就都花了。

　　老强急了。几个月后，家里的财政制度变成各花各自的钱。由于老强收入高些，家里主要大笔的开销就都由他负担。

　　因为老强都不给钱花，张志平的小姐妹就认为她应该和老强分开，“我周围有好些重组家庭就是这样解体的。”可张志平觉得花自己的钱也挺好。而且她发现老强对孩子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老强给每个孩子准备了2万元，给他们买房、做生意，或孩子读书什么的。给女儿们钱时，他会让张志平给，“这也好加强彼此的感情。”

　　一张难圆的全家福

　　她亡夫的兄弟上门做客时，老强还陪着一起吃饭喝酒。至于席间有多微妙，老强只是尴尬地笑笑，“毕竟也就一次。”

　　现在，老强和张志平在张美久这些朋友眼中，已是很美满的。“有许多重组家庭长时间相互折磨着，让介绍人都觉得很伤心。”张美久也知道，老强他们在拉拢两方面的家庭中付出很多。他们做的有些事，旁人可能是无法做到的。

　　张志平和老强岳母的关系就很特殊。由于老强感恩于岳母帮着他将两个女儿拉扯大。

　　所以他说服了张志平，逢年过节，一块去他岳母家吃饭、省亲。

　　张志平也懂老强心意，每回都去。前不久，老太太过世。

　　张志平还去为她披麻带孝，哭得泪如雨下，让其他亲戚都感到惊讶。

　　张志平说老强人也好。她家里来人了，老强会将床让出来，自己睡地铺。甚至她亡夫的兄弟上门做客时，老强还陪着一起吃饭喝酒。至于席间有多微妙，老强只是尴尬地笑笑，“毕竟也就一次。”

　　但是张美久他们也知道，即使再努力，重组家庭的情感折痕始终存在的。他们平时也不多触及，也不敢触及。

　　清明或7·28时，张志平都会跟儿子们去烧纸，为遇难的丈夫。他们也不跟老强说。老强心里也知道。

　　在最后，原本想给他们全家拍张全家福的，包括老强的两个女儿、张志平的两个儿子以及他们诸多的孙子孙女，共10多口人。而实际到场的只有丁小鹏一人。

　　其他子女也不想让老人们不开心，就都找了各种理由说不来了。联系强向红时，她在电话里说，她不来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过去，也不愿意面对镜头。

　　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一位和强胜冠非常熟悉的朋友觉得很能理解，“照片上的这道折痕只是淡了，但永远存在。”

　　■数字唐山

　　震后一年八成家庭重组

　　1989年开始，二三十位专家学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对策课题组，历时五六年，发放了近两万份问卷，收集了上百万数据，形成了70万字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

　　课题主持人河北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王子平说，1977至1978年一年多的时间，是地震后破损家庭重组的高峰期，占到样本量的80.1%，到1978年底，再婚的丧偶者就不多了。

　　“受伤的人和家庭感情需要填补、生理需要满足，还要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所以重组家庭是现实的选择。速度如此之快，有从众心理，也有‘抢配偶’以防晚了没有选择余地的考虑。”

　　1981-1982年，又进入了重组家庭解体的高峰期，解体家庭大概占到重组家庭的20%- 30%.从1976年-1986年10年间，在一万五六千个破损家庭中，重新组合了8000多户家庭，2300多户最后解体，占到重组家庭总数的29%.

　　■故事

　　地震之后，很多婚礼，绝少哭泣

　　地震之后，14岁的关仁山常在未清理完毕的废墟上看到一场场的集体婚礼。

　　至今，这位作家所写的故事里，多是和重组家庭有关。

　　他在一篇散文《家的意义》中写道，“地震以摇荡的形式突兀地开始，许多个家庭，都是以残缺的哀伤朦胧地结束或是夭折。当新的家庭再次组合起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灾难的阴影，走出这个阴影要经历多少时间？需要有多少爱？”

　　30年前的7月28日，14岁的关仁山一家三口也在唐山的震中丰南县的一个村庄摇荡，母亲为救护他瞎了一只眼睛。但是他清晰地记得，在唐山受灾、救灾和重建的整个过程中，很少听得到哭声。

　　“唐山人很懂得面对现实，这种豁达、幽默、勇敢、重感情的城市性格很大程度上是受开滦文化的影响。”

　　在地震后的走访中，关仁山听到了很多废墟中破损家庭以闪电速度重新组合的故事。他把这些片段组合进了他的电视剧里。地震后两三个月，废墟还没有清理完毕，各个区的民政局和街道就开始给地震破损家庭操办集体婚礼。他们在简易房或露天广场上，几十对或几百对“新人”穿着朴素整洁的便装，戴朵红花，完成了他们的简易婚礼。“也会放鞭炮，场面并不冷清。”关仁山说。这样的集体婚礼，区里隔几个月就会操办一次。

　　这种重组的“快”让人有些意想不到，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几乎完成了大部分破损家庭的重组。“瞬间携起手来共渡难关，没有磨合好的夫妻，未来就很痛苦，大多就解散了，解散后互相也没有怨恨，他们心里，大多还保留着对原有恋人的感情。”

　　在他听到的故事中，地震留下的阴影让更多的结合和分开都显得很无奈。一位60多岁的大妈，30多岁时遭遇地震，丈夫去世，重新组合了一个家庭。结果很快就离婚了，原因只是因为老伴很喜欢洗澡，经常用水。而这位大妈地震时，被压在房梁下，旁边的一个水塔倒了，她在水里泡了两天，养成了对水声的恐惧。

　　就像他的作品《大地震》中男主人公在妻子“震亡”后很快娶了失去丈夫的妻妹，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闪电婚礼大多很现实。在关仁山看来，“人生的意义就是把个体的天然悲剧演成喜剧，家的意义同样是这样。”

　　本报记者 吴珊